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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说孟子

孟子的人才观: 论选才与用才

时间:2024-06-13    点击:232


亚圣孟子              

     

    孟子的仁政理念可谓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伦理思想的典型代表,但如何去贯彻实施,却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即使是仁义之君也需要有贤臣辅佐,否则再好的政治理念与政策措施也难以贯彻落实。儒家历来都主张选贤任能是为政之要,如《论语·子路》中就记载仲弓问孔子为政之道时,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孟子·尽心章句下》也指出:“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所以《礼记·礼运》篇就将“选贤与能”视为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重要表现或实践途径之一。正是因为儒家对贤能者在政治上的作用十分重视,《孟子》一书中才对伊尹、周公等圣贤辅政的事迹不惜笔墨进行渲染宣扬,而如何选贤任能自然也就成为了孟子仁政实践观的重要内容。

 

    但伊尹、周公等贤臣不仅难得,也多是出现于王朝新建之际,面对战国时的诸侯,孟子更主要强调的则是累世功勋的“世臣”与“亲臣”。他对齐宣王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故国”,按汉代赵岐的解释,故为旧,故国是指历史悠久的国家。“世臣”则被赵岐解释为“累世修德之臣”,其“常能辅其君以道”,可见“世臣”不只是要累世为官,与君王是世交,可亲可信,更重要的是修德不辍,而且社会管理经验丰富,能真正辅佐君主行仁政,可谓贤能之臣的典范。然而在齐宣王处,“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这一现象并非齐国所独有,对于当时的各诸侯而言,“世臣”已不常有,人才的流动在诸侯国之间愈发普遍。如差不多与孟子同时的商鞅从卫国流动到魏国,不为梁惠王所用,又投于秦穆公门下,最终助秦国成就了千秋霸业;同时期的邹衍也辗转于诸侯之间,颇受各国器重,等等,这说明当时各诸侯国的官制已开始从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世卿世禄制逐渐转向官僚专制制度下的俸禄制。



    孟子“述仲尼之意”,苦心孤诣地追随孔子“吾从周”的志业。虽然一样是周游于列国,但孟子的郁郁不得志与当时商鞅、邹衍等人的际遇适成鲜明的对比,这与他尽力维护世臣、亲臣这一传统的世卿世禄制的主张也不无关系。面对当时世卿世禄制的逐渐解体,以及官学下移,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大这一“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他对世臣、亲臣的重视和强调实际上是对传统宗法礼制的苦苦坚守,充分体现出了孟子仁政理论的保守性。但面对时势的发展,他很多时候也不得不做些妥协,在选贤任能的问题上,他就意识到了完全倚靠“世臣”的不现实,于是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换言之,“使卑逾尊,疏逾戚”的“进贤”之道自然是在“不得已”时为之,“可不慎与?”那么该如何谨慎呢?孟子随之指出:“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君主在广泛征求国人的意见的基础上再结合自己的观察判断,才能确保从庶民中选拔的人才没有问题,因为要由他们“辅其君以道”,佐助仁政的推行,能不谨慎吗?

 

   选贤之后,则要真正尊重珍惜贤者,使人尽其才。孟子对齐宣王说:“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此处所强调的,一是国君任贤使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国君应充分尊重和信任贤能之臣,亦所谓“用人不疑”。

 

    孟子在选才用才时分外重视“世臣”“亲臣”,一方面是出于对世卿世禄的传统宗法官僚体制和“亲亲”“尊尊”,强调“疏不间亲”“卑不逾尊”的宗法礼教伦理的强力维护,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对世家大族子弟在教育背景、治理经验以及对国君的忠诚度等方面相比庶民中的贤能者更值得信赖的价值预设。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建礼制逐渐崩坏,王官制度开始解体,君主集权和专制的趋势越来越明确的同时,庶民参与社会政治的能力和机会也均有大幅提升,孟子面对这一变化在选才用才的方略上就不得不做出了部分调整。尽管于孟子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但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却恰好是时代进步的反映。

 

    比较而言,比孟子晚一百多年的荀子在这方面比他要开明一些。如在《荀子·王制》篇里,荀子就指出,为政之道在于“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认为建立能上能下的合理选才用才机制是关键。而在具体的选拔过程中,君主必须唯才是举:“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荀子·君道》)。面对故交私情时,君主也只可“私人以金石珠玉”,不可“私人以官职事业”,因为官职事业乃国之公器,岂可徇私枉法?在人才选拔制度方面惟有真正做到起点与过程的公平公正,国家才可能长治久安。由于荀子身处战国晚期,当时封建宗法礼制被破坏得更严重,加上荀子本身在思想上就比孟子具有更强的实用理性色彩,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在论及选才用才之道时,荀子比起孟子犹重“亲臣”“世臣”的保守态度自然是要进步得多。不过,孟子思想中对所选人才的充分尊重和信任、对人才贤能与否的谨慎考察及其所体现出的一定的民本色彩,则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



冯兵近照

作者简介:

    冯兵,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儒学、礼乐哲学、宋明理学研究,已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期刊和报纸发表论文与随笔等近百篇,出版着作三种,获得福建省社科成果二、三等奖三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近二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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